您所在的位置:涠洲荆江新闻网>时事>世界纵论新中国70年|郑永年:中国崛起开启新的世界历史

世界纵论新中国70年|郑永年:中国崛起开启新的世界历史

时间:2019-12-02 18:45:52| 查看: 3906|

[编者按]70年的沧桑巨变。中国的崛起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中国的奇迹令世界震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特别针对新闻策划了一篇题为《新中国70年世界概览》的专题报道。邀请外国政要、政党领袖、海外专家和中国学者概述中国的发展成就,解读中国的成功经验,谈论中国的未来愿景,并向读者展示中国在世界眼中的壮丽图景。以下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教授就此主题写的一篇文章。

■西方系统固守缺陷,跟不上时代。今天,出现了政治上的“恶”、“资本上的恶”和社会上的“恶”并存的局面。

■新时代要求新系统的出现,中国经过70年创造性探索创造的一整套新系统刚刚适应了这个时代的需要。

■中国的经验表明,制度建设应该创造性地改造自己的文明。虚心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非常重要,但学习的目标不是把自己变成另一个国家,而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国家。

参考新闻网9月12日报道,20世纪90年代初,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他所谓的“历史终结结论”,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最后的政治制度。这一理论广为传播并闻名于世,一方面是因为它满足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崩溃。然而,美好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不久,西方开始发生一场大危机,它作为西方内部秩序的延伸,深刻影响了“自由国际秩序”。

今天,西方的内部和外部危机交织在一起,日益恶化。人们看不到如何缓解和解决内部和外部危机,以及去哪里。与此同时,也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中国实现了快速、可持续的崛起,在急剧变化的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历史不仅没有被西方的“自由民主”终结;相反,中国的崛起开启了新的世界历史。

西方制度同时导致“三恶”

为什么总是想“终结”人类历史的西方体系衰落得如此之快?总之,西方体系仍然不完整,跟不上时代。今天,出现了一种政治“恶”、资本“恶”、社会“恶”和“三恶”相结合的局面。虽然人们对此感到非常抱歉,但也无可奈何。应该指出,“邪恶”在这里指的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即各种角色的“自私”行为。

西方政治体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危机?这取决于西方政治体系的“开端”及其演变。

总之,西方政治制度是为了解决“权力的邪恶”。西方国家起源于暴力,即战争和征服。理论上,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到英国的霍布斯,人们为通过暴力(包括战争)建设国家的道路的合理性提供了最有力的论据。实际上,现代欧洲国家是从战争中诞生的,绝对专制是所有现代欧洲国家的主要特征。只有在现代专制国家形成之后,欧洲才开始“软化”和“驯服”权力的过程,这后来被称为“民主化”。洛克的自由主义理论开始“软化”政治的专制本质,但通过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欧洲政治体系的设计目标更加明确,那就是“权力制衡”。

西方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实现了“权力平衡”的目标。除了所有这些“制衡”的有效性及其结果之外,西方政治制度的设计忽略了资本的“恶”和社会的“恶”,但这种忽略很容易理解。现代西方国家的出现本质上与资本密不可分。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的代理人”。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中,邪恶(追求个人利益)是一个积极因素。他认为人们的“自私”行为会自动导致公共产品的出现。但是其他人发现了资本“邪恶”的邪恶后果。马克思从理论上充分揭示了资本的“邪恶”,法国作家雨果和英国作家狄更斯进行了文学描写。近代以来,各国通过社会主义运动对资本的“恶”进行了一定的制衡。在这个过程中,民主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

然而,当代全球化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一局面,资本再次增长。资本的“恶”可以在资本拥有主权的条件下,即政治或社会能否对资本产生影响的条件下,由民主来制衡。然而,全球化意味着资本可以很容易地与主权“脱钩”。资本无国界。一旦资本与主权脱钩,资本从事的所有经济活动,无论是全球化还是技术进步,都将演变为排他性经济,而不是旧的共享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大部分财富流向了极少数人,而大多数人只能分享很少的财富。这是当今西方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分化加深的主要原因,也带来了各种社会冲突。

新时代需要一个新系统

与政治和经济相比,社会似乎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尽管自现代民主出现以来,社会力量的地位有所提高,但它仍然无法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虽然社会的“恶”基本上反映了它的弱势地位,但它也有效地制约了西方政治制度的运行。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在追求自身权利的同时,往往会滥用这些权利。福利制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民主经常演变成福利拍卖。虽然“一人一票”的民主保证了人们可以得到“一人一股”,但却没有保证“一份贡献,一份贡献”的机制。没有“一个人,一种贡献”,就很难确保福利社会的可持续性。资本自然需要支付更多,即政府通过高税收政策追求社会公平。然而,很明显,一旦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它就可以逃避这个国家的高税收。事实上,“避税”也是西方资本“全球化”的强大动机之一。此外,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平等,由此引发的各种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和暴力在西方社会猖獗,影响了社会的正常运转。

在今天的西方,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是,“一人一票”制度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实现,但经济不平等正变得越来越严重。西方政府不仅无能为力,而且已经变得邪恶,这表现在政治精英之间缺乏共识、政党之间不断斗争以及忽视治理国家。更严重的是,政党争端往往与民粹主义甚至各种形式的政治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导致进一步的社会分化。代议制民主在现代已经变得无效,因为政治家失去了政治责任感,导致了“有代表但无责任”的局面。

尽管危机越来越深,但人们看不到出路。显然,当政治、资本和社会中的所有群体都成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没有任何群体能够凌驾于既得利益之上时,谁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因此,新时代要求出现一种新的制度,这种制度不仅能够在政治、资本和社会之间形成制衡,而且能够在政治、资本和社会之间形成制衡,从而在此基础上实现双重制衡和稳定发展。然而,经过70年的创造性探索,中国创造的一整套新体系刚刚适应了这个时代的需要。

中国重视独立制度建设

新中国的70年基本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年,毛泽东这一代解决了革命和国家问题,通过革命建立了统一的国家,结束了近代以来内部软弱和外部欺凌的局面。毛泽东之后的中国被称为“改革时代”。顾名思义,“改革”意味着“改进”、“提高”、“改进”和“修正”,而不是革命和改组。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这一代人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在短短40年间,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奇迹,把一个贫穷的国家提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贸易国。即使就人均国民收入而言,它也接近高收入经济体。然而,更大的奇迹是它帮助了近8亿人摆脱贫困。历史上,所有的社会都有致富的方法,但不是所有的社会都能找到摆脱贫困的方法。中国在扶贫方面成就独特。

尽管中国的经济奇迹受到人们的称赞,但中国的成就不能仅仅用各种经济指标来衡量。无论是中国的传统荣耀,还是现代西方国家崛起的经历,都显示了一个真理。无论是一个国家的崛起还是一个民族的复兴,最重要的标志是一套新制度的建立及其外部影响,即外部的崛起只是内部制度崛起的延伸。

制度是决定性因素。如果看不到中国的制度优势,很难解释已经取得的成就、确保已经取得的成就以及在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但与此同时,制度建设也是最困难的。从近代到今天,许多人一直期待一个好的系统从天上掉下来。有些人更迷信西方的制度,认为它可以容易而有力地移植。但正是这一点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简单地选择了西方制度,并将西方制度机械地移植到自己身上。它不仅没有给当地社会经济带来变化,而且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独立自主的制度建设和完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重要的任务。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制度信任”和“文化信任”相互合作,相互加强,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一整套制度体系。

创造性地改造自己的文明

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中国已经形成了“混合经济制度”。具体来说,就是“三层资本结构”,即顶层国有资本、以大量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基层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和大型民营资本之间的中间层互动。这种经济体制可以同时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各种经济因素相互竞争和合作,导致了中国经济的成功。与此同时,它们之间存在着制衡。因为一旦三个资本水平失衡,经济就会出现问题,人们必须在三个资本水平之间找到平衡点。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中国哲学中,发展和管理经济始终是政府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政府负责提供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应对危机和提供公共服务,而私人资本提供更多创新和活力。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在创造世界经济历史奇迹的同时,避免了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和世界金融危机(2008年),这两次危机与这一经济体系密不可分。

在政治领域,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为党的斗争提供了无限的空间,造成了当今无能政府的局面。相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制度建设为核心,通过改革整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基本制度和传统制度因素,形成了“以党为领导”原则下的“三权分工合作”制度,即决策权、执行力和监督权,为构建稳定、高效、廉洁的治理体系奠定了基础。

虽然“三级资本制度”和“三权分工合作制度”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但它们已经形成了中国最基本的制度。从经验上看,经济形式决定社会形式,而社会形式决定政治形式。三层资本塑造了当今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中国的政治进程是开放的。不同的资本和社会形态可以进入这一开放的政治进程,参与政治进程,并有序地支配和影响国家进程。

中国的制度模式不仅有助于中国的成功,也为那些希望争取自身政治独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提供了另一种制度选择。中国的经验表明,制度建设不能抛弃自己的文明,而需要开放和创造性地改造自己的文明。任何文明都是可持续的。只有当一个人为自己的文明和文化找到合适的制度形式,他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和可持续的制度。虚心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学习的目标不是成为另一个国家,而是变得更好,更像你自己。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中国成功了,其他国家也成功了。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照片)

湖北11选5 香港六合app 极速赛车下注 福彩快三